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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6日,顾维钧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最后期限,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中最为尴尬困窘的一页。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以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956年初,叶公超传达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议事的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意识到自己已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两次拜谒蒋介石,他开诚布公地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而蒋介石也并不表示挽留。后来,通过张群之口委任他为“总统府”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住房,过上了隐士般的生活。 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956年7月,顾维钧突然收到了来自台湾的电报,叶公超在电文中希望他同意由台湾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代表提名他为候选人,参加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以递补由于徐谟逝世遗留下的空缺。国际法官地位尊崇,待遇优厚,顾欣然同意了。 在他担任国际大法官期间,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也断断续续地开始了。早在1956年,他退休之初,就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道布尔戴出版社约请他写回忆录了。从他开始外交生涯以来,他就坚持写下每日大事,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细节,从不间断,即或公务繁忙无暇动笔,也肯定会事后补齐。不仅如此,他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政府训令和他与英法美等国政要及工商界巨子的谈话、演讲稿、剪报、秘密卷宗等等,可谓资料翔实。 这部口述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哥大柯克校长的继承人麦基曾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评价:“顾博士的回忆不仅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 在顾维钧的晚年,除每周三次的编撰工作外,生活是平静而轻松的。偶然也打打“卫生麻将”,他出牌从来不费什么思索,也不在乎输赢,纯粹消遣,与当年做外交官时毫厘必争的心境已大为不同了。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过顾维钧,故人之女的来访使他异常高兴,他询问了大陆很多的情况。而对来自祖国的热情邀请,他既兴奋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在身居美国的几十年间,顾维钧始终未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1985年11月,就在97岁华诞即将来临时,他仙逝于纽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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