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氏网新闻】濮氏濮家旧院今何在

    中华濮氏网 2013年3月14日 万家姓


 

 

 

  银杏树有两棵,在庙桥河北面桐乡第三中学的操场上。

  过大有桥,折东,入北,有一条蜡烛街,靠东边,即是三中的传达室,走进去,豁然开朗。平整的场地上,其中的一棵,赫赫威仪,俨然在焉。另一棵,隐蔽在东北边的一隅,与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相伴,像一个亘古千年的东方隐士。

  操场正中的那一棵,一无依傍,枝繁叶茂,嫩亮滴翠。根部的枝条,略微倾斜向下,远远地望过去,像一扇横亘在天地之间的翡翠大门——是的,正是这扇植物的大门开启了濮院的历史。

  这两棵银杏树,夏辛铭的《濮院志》记载分明:“香海寺银杏,一在千佛阁前,一在西园,轮囷(古代一种圆形谷仓)离奇,皆濮凤手植。今寺宇尽毁,而银杏苍然如故。”前半段引述沈东瑜先生旧说,后半段自书,这位对故地濮院情热的夏颂椒先生,对两棵历经八百年岁月依旧苍然的古树,如此有感情,考之志书,少见。

  两棵银杏树相距不远,默然相守。我终于有机会,依照我的一位朋友的计量方法,从西首那一棵开始,直行,依平日的步子,步行到东首一棵,得步九十八。据考,西首一棵所在就是西园,东首一株,疑在千佛阁前。东株更雄奇高伟,一个青砖黑瓦的年代里,这棵大树几乎就是古镇一颗高高昂起的头颅,守护着濮院古镇,它似乎知道,它就是它的骄傲。

  围绕着两棵古树,都修筑有水泥的环形保护圈,刻碑提醒着世人。建炎三年(1129)濮凤卜居此地算起,树龄八百八十一年。

  时值午后,太阳火辣辣的。我久久地坐在银杏树下,享受着古树巨大的浓阴,以及安静,默念着濮院的过去与未来。

  明清以降,濮院一直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市镇,它以生产濮绸闻名,放在一个大的经济格局里考量,现在的濮院羊毛衫市场可以看成当年濮绸市场的一个延续与变种。如果说当年的濮绸或现在的毛衫是濮院丽质天生的肌肤,那么,这两棵耸入云天的银杏树,实在是濮院这个江南五大名镇之一的一双水灵灵的天眼。这双天眼仍旧鲜活,春光满目,打量着世人。环视濮院,这是过去动荡不安、斯文扫地的一个甲子里唯一可以告慰于后世的遗存。

  古迹走访得多了,就有了比较。坐在西首的银杏树下,我几乎相信起堪舆学的那一套把戏来——这两棵银杏树,聚拢了濮院的地气,让这一块平整如砥的操场成了一个无形的气场,让一个埋迹于故纸堆、旧时光的千年老镇,伸展出这样的两根古老触须,报告着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濮院镇兴盛衰落的历史脉息。

  濮家旧院今何在

  濮院镇古称槜李墟,东三十六里到嘉兴,西十八里至桐乡,正处繁忙的三二〇国道线上。

  历史上的这个地方,地势低洼,隋大业六年(610)开挖江南运河之前,此地“汪然悉为巨浸”。又,运河南来,因水位有落差,只得置堰蓄水。陡门堰以东入北,悬流层级而下。在古代,河流是要设闸启闭便于行船的,闸至杉青闸止,河道开得顺流。江南运河贯通之后,众多细小的支流总算得到疏通、归位,纷纷注入八百里长河的滚滚水流。从此,“槜李一境,始获安润”。镇,宋建炎以前,不过一个草市。镇西,夹岸多栽梧桐。建炎三年(1129),山东曲阜亲贤乡人濮凤(字云翔)来此。古人以为凤凰非梧桐不栖,也是天缘巧合,濮凤因为大名中的这一个“凤”字,于是卜居兹土,成为濮院开镇的第一人。从此,这个小镇与濮姓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濮凤是扈从宋高宗南渡而来的,其身份,乾隆年间的《东畬杂记》说他是宋著作郎兼羽林中郎、驸马都尉,尚德阳公主。此后的濮院志也都是这么介绍的。濮氏谱称,濮凤由贡入仕,撰有《宣仁太后实录》,典赡风华,仪容雅俊,也就是说,此人有文才,仪表又好。皇帝看了很满意,就把德阳公主许配给他了。王梅溪(王十朋)在宋为官,与濮凤有交往,从他写给濮凤的诗句“深忆去年湖上杯”看,他很可能还来过濮院(当时地名“幽湖”,镇南也确有此湖)吃过酒,其诗《次韵濮十太尉赏梅》有“玉叶金枝”之句可证其人丰神。不过,后世学者对濮凤“驸马都尉”的身份,是否定的,那是家谱的编造,因为“驸马都尉宋代为尚主之官,但北宋诸帝之女无一人下嫁濮姓的,且宋高宗无女,孝、光二帝之女皆年幼夭卒,史有明文”(见附录),这个,暂且不表。单说濮凤与他的六个儿子:濮梧、濮桐、濮樘、濮棣、濮梓、濮榛,均在南宋为官。南宋定都临安(即杭州),嘉禾一带,就成为京畿要地了,这样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大量地购置田产,修筑宅院,给一个尚不出名的草市带来北方先进的士绅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濮凤可说“濮院之祖”。

  但濮院的得名,是濮凤的后代濮一之(字斗南,濮樘五世孙)的功劳。此人考取进士,封太仆卿,嘉定中,又助宋理宗赵昀登大位被提升为吏部侍郎,很得皇帝的隆宠。庆元中,濮斗南谢政归里,为表他的功勋,理宗下诏赐濮氏的宅第为“濮院”,草市始有濮院之名。话说回来,最初的濮院这个名称,只是濮家的一座大房子,即一个比较大的院落而已,并非全镇的大名。

  理宗皇帝还命地方官在玄明观西边造了一座石坊,赐濮氏“铁劵”。皇恩浩荡,濮氏筑“宝劵楼”,庄敬地供奉着这个圣物。据说清顺治年间,铁劵还在。“清初柱石尚存”,这一句是沈东瑜的记录,他说得很是斩钉截铁,有可能他的父辈或者他本人见过宝劵楼的残迹。后来,“铁劵”就不知去向了。有人干脆说,是随收藏它的某一位濮氏后代殉葬了,姑妄听之吧。

  以上的记载表明,濮家在南宋理宗时代,政治上是显赫一时的。从这个家族此后的发展来看,政坛上的不凡表现,到此为止了。

  宋元之际,大概是看到了政局的不稳,濮家开始从政坛抽身,转而业商。濮凤八世孙濮振,咸淳中(1266~1274)举乡进士,为承节郎,官两浙东路兵马司副都监、婺州住剳。此人是濮院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濮鑑的父亲,生性好客,广交朋友,朋友多得濮院原有的宅院都住不下了,这样,他就大量地建构宅第。镇就此初具规模。至今,旧志上还记载着濮振的“吉蔼堂”、“百客楼”等馆室名,特别是“百客楼”,可以想见其人好客的程度。一些与濮振有交往的名士,多来依附,这中间,甚至还有从此不愿离开濮院而生根落户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等到濮振的儿子濮鑑主持家业的时候,进一步在商业上苦心经营起来。在政治与商业之间,濮鑑显然偏重于后者。濮鑑的立四大牙行,大量建筑寺观等创举,以及延请有元一代伟大的书法家赵孟頫来濮,那都是濮院的经济和文化史上极其厚重的一章。

  濮氏家族是一个有远见的家族,他们突破了传统儒家的一些局限,当然也跟这个家族乱世中的南迁、好不容易在临安京畿之地站稳脚跟及随后的蒙元易代有关。王朝的不可靠,势必要寻找别的出路。而此时江南遍地的蚕桑业,适时进入他们的视野。明清时期,濮院以绸织业盛极一时,那是政治上已经失势的濮家苦心经营的结果。

  江南的古镇,每到易代之际,必遭毁灭性的破坏。但濮院恰在元末的战乱中独得以保全,这不能不说濮氏的当家人有着清晰的政治头脑。元末,张士诚占领永乐市,濮家权衡利弊,小施手腕,贷粮十万斛给张的女婿潘元绍,濮氏的财产以及这个仍在繁盛之中的小镇因此未遭战火焚毁。濮院躲过了这一场大劫,也径直开出了明清两代绸织业的繁盛。

  搁置在大历史的背景上,一个家族是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的。明洪武二年,嘉兴甪里街有一位姓汤的富户嫁女到濮家,那一天,洪武皇帝朱元璋微服私访经此,一路上,朱看到那么多的嫁妆,大为惊骇。他悄悄地跟随着来到濮院,终于见到了“备防富盛”的濮家。洪武皇帝是穷和尚出身,眼下他贵为皇帝,骨子里却是仇富的主儿。回到京城,立即降旨,着濮氏分迁各地。这一招,端的狠毒,这也是皇帝老儿惯用的手法。当年,他出兵讨伐张士诚的檄文里,威吓老百姓使的就是这一招,“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老家伙动不动以“迁徙宗族”威逼,其来有自。《濮川志略》记载有这一次悲惨的迁徙,那是濮氏所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给濮氏另一次毁灭一击的是建文三年(1401),明成祖朱棣杀方孝孺,受株连者八百七十三人。濮氏的姻亲、新塍杨任是方孝孺的同党,濮氏发落去云南,几乎是命定的。宁海方孝孺,宋濂的学生。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明初大学士,浦江人,曾读书濮院之梅泾。从宋濂作有《濮川八景诗》来看,这不是一个民间的传说,而是确有其事的。方孝孺是怎么来濮院的,未详,但方没有发迹的时候,来过濮院,那是一定的,方孝孺有《泊舟幽湖》诗:

  十载飘零一梦中,桃花依旧艳东风。

  濮家旧院今何在?到处机杼说女红。 方孝孺的诗,有身世飘零、昨是今非之感,是留给濮院的诗歌中比较有名的一首。濮家旧院今何在?熟料竟成诗谶。这一次,朱棣大开杀戒,濮氏难逃此劫。濮彦仁仲温籍戍云南,两个小妾庞氏和唐氏,上吊自杀。有一位宋安王妃白氏,来濮避难,匿藏其家,终老于此,葬翔云观后,后世称“白妃坟”。我原先并不相信这些类似传说的历史纠葛,读到崇德贝琼《过梧桐泾时官籍濮彦仁宅妾庞氏唐氏自经感而赋之》,才相信是真的,贝诗如下:“天寒水清石齿齿,杏叶初黄豆花紫。舞榭歌台不见人,头白鸟飞月明里。当时豪侠轻王侯,一荣一枯八十秋。绿珠已解死金谷,草露作泪无停留。”诗写得很有感情,当是贝清江晚年所作。贝琼与仲温同为杨铁崖弟子,他虽比仲温小,但年轻时必定相熟,他的记录是可信的。

  这一场劫难给濮氏一脉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其严重的程度从下面这个故事可以推想。

  濮氏家族中有一位寡居三十年、勤事耕织的妇女濮九娘,积资盈万,受此案牵连,也得迁居别地,濮九娘以翁姑夫婿墓庐所在,不忍离家,即把万贯家产分给贫穷人家,自己茹素礼佛筑桥(即濮九娘桥,朱彝尊有诗“舟移濮九娘桥宿,夜半鸣梭搅客眠”),这才幸免于难。朝廷之恩寡薄到连一个老年寡妇都不放过,可想而知这场灾难的毁灭性程度。

  濮氏经此大难,明初以来,家族中再也没有了鲜明突出的人物出现。不过,濮家奠定的绸织业的基本,却乘势勃兴,这大约也是时势所然。乾隆时,濮院俨然大城市,“茶肆酒楼,不啻百计”,街面之繁荣,为他镇所不及。民国以后,逐渐衰落,这也是时势所必然。

  盛衰有时,让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位丰神俊朗的濮凤之开镇伊始,“濮氏在宋有八宅二十六庄,八宅者,一曰旧宅,在西寺后……一曰大宅,在洗碗池上;一曰正宅,即寺观故址,后有濮元帅花园,山沼亭台,备具荷池数十亩……一曰市上宅,在市中,四面皆永乐市房,舍内有松月寮,僻地幽静,不知在市喧中也;一曰南新宅……一曰南河宅;一曰大墙宅,在陆家桥西……一曰西街,宅在定泉桥左,吉蔼堂、知止堂、百客楼、桐香室俱在其内。此乐闲公晚年所构,后有丛桂园至二十六庄,旧图散布四郊,今唯镇东有庄泾之名,余皆不可考矣。”宋元明清以降,濮氏有多少的豪宅别业,九百年后,连一块青砖半片碎瓦都不复见到了。站在今桐乡三中、当年的福善寺(香海寺)故址,手扶着八百八十一年前濮凤手植的银杏树,恍惚之间,眼前的这一棵与百步之遥的那一棵大树,它们像两个巨大的感叹号,又像两个耸入云天的特大问号:

  濮家旧院今何在?

  附录:  

  关于濮凤“驸马都尉”的身份,笔者曾读到陈振《宋代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一文,陈文认定是后世修谱时的伪造。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讲不明白,引文又过长,特附录于此:

  “宋代官制的混乱情况,也使得后代的一些人,由于对宋代官制一知半解,当编造其祖先在宋代的历史时,不时地露出马脚,使我们易于鉴别真伪,如郑昌淦教授在《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中称:‘在我所搜集到的史料中,记载比较具体而详的,有南宋初至元末浙江嘉兴濮家大庄园。’其史料出自清人胡琢的《濮镇纪闻》,而该书所根据的是《濮氏谱略》和《濮氏家乘》,从《濮镇纪闻》所载濮氏祖先在宋代的情况来看,这些濮氏家谱、族谱,正是那些随意编造自己宋代祖先业迹的实例。郑昌淦教授据以说明的,濮姓人家在南宋‘有为驸马都尉,并任少宰(尚书右仆射)各官’,就为我们运用官制,辨别《濮镇纪闻》中所述南宋史料的真伪,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所谓‘驸马都尉’,就是那位扈从宋高宗南渡的濮凤,而驸马都尉宋代为尚主之官,但北宋诸帝之女无一人下嫁濮姓的,且宋高宗无女,孝、光二帝之女皆年幼夭卒,史有明文,濮凤从何可得为‘驸马都尉’呢?又如‘少宰’,是出现在北宋末十一二年间的官名,未几改称右仆射,南宋孝宗时再改为右丞相,直至宋亡。南宋一代既无此官名,濮姓人又如何能任少宰(此处‘少宰’实际是‘吏部侍郎’的别称)呢?如果说这里的少宰,即是指右丞相,如郑昌淦教授在括号注的那样,那么,整个南宋一代也根本没有任何姓濮的右丞相,也是史有明文的。当濮氏子孙为他们的祖先编造那‘累世膴仕(高官厚禄)’的历史而信口开河时,却正好因他们对宋代官制不甚了了而暴露其编造的痕迹,这大概是濮氏子孙当初编造其宋代祖先历史时始料所未及的吧!”

  ——见陈振《宋代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一文,收入陈振《宋代社会政治论稿》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永乐溯源

  濮院市镇扩容以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般的中巴车就在杭申公路(即现在的320国道)上一停靠,告诉你:濮院到了。第一次到濮院,我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于是,将信将疑地下车,沿着一条繁华的衣裳街入北。我要去的是桐乡的第三中学,在濮院的北面。人家告诉我,三中在有两棵银杏树的地方,很好寻的。

  那老街真长。牛皮鞋的高后跟好像还是木头制作的,打在石头的街面上,的笃的笃的。街名永乐,我不知道濮院与这个“永乐”的街名有什么关系,反正,那个年代,街名与人名,一律地带有毛时代的语汇特色,比如,建国路、振新路、解放路之类,而眼前的永乐路,文绉绉的,心下狐疑,但也没有特别地去加以注意。

  我细细考辨“永乐”这个老地名的时候,整整二十年过去了。过去的那些日子,濮院日新月异,声名远播,成了全国著名的羊毛衫市场。永乐路为北横街所阻,与北横街构成一个巨大的“丁”字。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两星期之前,我去濮院,重走了这一条老路,发觉水泥的街面较之以前平坦一些外,倒也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仔细观察,永乐路旁边还是多出了几家以“永乐”命名的小宾馆和超市。濮院人对“永乐”这个称呼,看起来很有感情的。但是,我呢,对“永乐”的感情,却完全建立在一本本竖版且未加标点的线装书里。

  濮院的历史上,濮鑑(字明之)实在是一位关键性的伟大人物。他生活在宋元易代之际,看透了政治的黑暗,无心仕进,于是开始了经商。他发了大财,却轻财重义,聚而能散。濮院的寺院,如仁寿寺、福善寺、永福寺、报恩寺、普济寺;道观如玄明观及永安、东岳两祠,都是濮鑑创制的。此人性情明达,“处己以谦,待士以礼”(赵孟頫的评语),在濮院有很高的道德威望。邻里有纷争,他常以理劝和。他还是那个年代的一名大慈善家。大德十一年,浙西发大水,他开仓发米三千石赈灾。他周恤孤寡,办义学,修桥梁,凿井渠,给路毙者、贫死者提供棺木……更为难得的是,史载他的乐于为善,完全出乎他的天性。可惜濮鑑五十一岁就去世了。他的墓志铭,是他的挚友、大书法家吴兴赵孟頫撰写。

  元至大(1308—1311)年间,濮鑑“构居开街,立四大牙行,召民贸易,居民咸聚而依之,以贸迁成市,收购各机户所产丝绸,招来远商近贾”。这就是濮院丝绸市场的雏形。这个市场,中间是濮氏的居宅,四周都是贸易之所。濮鑑为了商人交易的方便,还捐金置舍,类似于现在羊毛衫市场的那些交易大厅吧,当然没有眼前这般的高大轩敞,濮鑑也不会收取巨额的租金。这位濮氏一族承前启后的人物,实实在在地是为了方便出门在外的客商。从此,远方的商贾,来来往往,再无羁泊之苦了,买方与卖方,大家都高兴,和气生财啊,就将“永乐”这个名字叫开了。永乐立市,濮院的商业经济由此发萌,绵延七百年,终于蔚为大观。我一向觉得,濮院现在的羊毛衫市场如此发达,与此是有关联的。当然,濮家从此开始,从一个纯然政治的家族慢慢地转向一个政治与商业并举的家族,奠定了濮院明清时期作为江南五大镇之一的底气,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商业遗产。

  根据历史学家樊树志的考证(他对比了至元《嘉禾志》记载的永乐市与万历《秀水县志》记载的濮院镇,发现了端倪),濮院的名称其实久已有之,不过范围很小,只是濮氏宅第的名称,而不是这个江南小镇的名称,明初之前,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聚落,一直称“永乐市”。也就是说,永乐市,作为市场聚落的濮院最初的一个曾用名,是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永乐市与槜李墟、御儿、幽湖、梅泾、濮川等濮院众多的名称一样,都是濮院的前世。

  永乐立市以后,市业日盛,很快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永乐市的范围,根据《濮氏家乘》:东临大街,西边到义路街,南北两横街之间。有意思的是,经过了七百年的沧海桑田,这些老地名,居然大多保存了下来。为此,我们很容易能够确定它大致的范围。

  历代的镇志上,也一直有“永乐里”(在北横街东口,通庙桥下,旧为永乐市河,后废为弄。据夏辛铭《濮院志》)、“永乐市”(在百丈河上,即今大街市,有永乐桥,在严家汇西北,今民房天井尚有桥栏莲花石柱存焉。见沈廷瑞《东畬杂记》)、“永乐弄”的记载。濮院的发达源于此,它理所当然是濮院的一个历史遗迹,一个物质文化的历史符号。

  寺观——以香海寺、翔云观为例 

  濮院的寺、观、庙、堂、院、庵,最早建于宋代,大多建于元明清三代,多数为濮家所创制。根据新编《濮院镇志》列表记载,历代可以稽考的计有八十五座之多,其中镇域内就有四十四座。对于一个小小的江南古镇来说,那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由此可知,咸丰十年(1860)以前的濮院,俨然一个梵呗声声的佛国。其中,最主要的当推香海寺与翔云观。

  香海寺,本名福善寺,元濮鑑舍宅建寺基二十八亩,根据明代杨述《重修福善寺碑记》,相传寺左右有两庵,一崇福庵,东溟浩上人居之,一积善庵,月庭生上人居之,两位上人都是智性融通、识趣超卓的人物,也都为濮鑑所敬重。寺成之日,濮鑑延之上座,力促两庵合二为一,命名为“福善寺”。明永乐癸巳(1413)僧原体重修,丁酉(1417)建天王殿,庚子(1420)建大悲殿。正统己未(1439)成千佛阁,隆万间僧文渊重建。清康熙三年(1664)增建大悲阁,十七年(1678)僧鹤峰重修正殿,六十一年(1722)敕赐香海寺额。临水为头山门、香花桥,右为韦天殿,过桥为二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当年的右梁上,标明了濮鑑一力盖造佛殿时间的文字:“至大二年岁次乙酉良月辛未吉辰建造。”至大二年,即公元1309年。

  旧传香海寺的铜钟重一千三百斤,明宣德丙午铸,钟铸成的那一天,因为太重了,谁也没有办法悬挂到高达四寻的钟楼上,正当工匠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位老者,工匠依照他的方法,才将大钟挂了上去。铜钟悬挂完毕,老者告知他们,这一昼夜里,万万不能敲钟,但和尚们心急,急于试音,“咣”的一声,铜钟的声音传开了,此时,老者正好步行至陡门桥,听到钟声,就不再往前走了,说:“钟声到此为止了。”果然,运河南岸能听到寺钟的声音,北岸就听不到了。香海寺的铜钟,自从悬挂上去的那一天开始,它的声音,成了方圆二十里内居民的作息时间,直到它灰飞烟灭的那一刻。

  香海寺毁于咸丰十年(1860)的七月和十月,濮院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及地方团练交战的战场。战争使古寺全毁,原本祈福积德的香火之地,一变而成为杀场。沈梓的《避寇日记》写到咸丰十年的二月廿八日,“……早饭后,团练局及乡人缉获贼匪四名,其一在居家湾剃头,落去竹牌一张,乡人噪而逐之,贼以一小青布包投市肆屋上。寻擒拿余二名,皆于市肆拿获,搜其身皆匿放火具,琐碎似饭球,着木则火发。其一系本镇乞丐,受贼番饼二枚,为乡导者,遂并杀于香海寺天王殿丹墀中。是地遂为杀场。”救人与杀人,不过一转眼之间,且同为兹土。

  翔云观,本名玄明观,元濮鑑分宅之左偏建造,基凡九亩三分,初止山门及真武殿。元统乙亥(1335),鑑子允中(即濮乐闲)又建三清阁,高数丈,可眺远,覆盖皆五色琉璃瓦。观后有翔云石。杨维祯匾其山门曰“翔云胜景”。明景泰万历崇祯间屡修葺,清康熙二十九年程士枢修三清阁,其三清宝阁、三元宝殿两额仍董文敏(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书,清避高宗讳,遂改称翔云观。此后,屡有修葺。

  明清两代,濮院的庙会,是在翔云观为首发地的,如佑圣会,第一日,必在翔云观。即使在长毛扰镇的前夕,观里的香火也一反寻常地旺盛:

  “(咸丰十年二月)初五日……是日东岳大帝抬至翔云观圣帝殿,有庙役金聋子者,执香稽首,颡皆起青紫块。次日关帝亦抬至翔云观,香火甚盛。”(《避寇日记》卷一)

  翔云观毁于咸丰十年,但清末经过几次修复后的道观,竟奇迹般保存下来,成为人民公社的粮库。“文革”中,翔云观的正殿、轩辕、神农、城隍各殿、太乙古井、炼丹台、倒垂的古柏等翔云观旧物,全遭毁坏,只剩山门一座,单薄地矗立在庙桥河北面。观前比较有特色的一对花岗石狮子被安置在人民公园门口,城隍殿大门两旁的一对竹叶石门当,在今桐乡三中校园。

  香海寺与翔云观,均始建于元代,且都为濮鑑(明之)所建。我一直觉得,这位年纪只活了五十一岁,为人豪爽、喜欢连日乐饮的明之公,是濮院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赵孟頫《濮提举墓志铭》)写到“(濮鑑)创佛寺曰仁寿曰福善曰永福曰报恩曰普济;创道观曰元明。”如果没有濮家,当然就没有濮院,这个或仍叫“槜李墟”或仍叫“幽湖”的小镇,元明清三代,就不可能达到那样繁华的程度。而如果没有濮鑑,濮院的文化厚度就要大打折扣。要知道,这些寺观,凡为濮氏所建,书额题梁,都出自有元一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手笔,我查了一下濮院的志书,有关赵孟頫墨迹的不完全的统计有:

  赵文敏墨迹,在香海寺正殿梁上。(见《濮川纪闻》)

  《南泾道院碑记》,在濮院镇,大德初年,赵孟頫撰,佚文载《寺观》。

  《福清道院碑记》,延祐七年赵孟頫撰,已佚。

  《古心禅师塔铭》赵孟頫书并篆额。

  这是何等的交情,何等的荣幸与荣耀。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吴兴(湖州)人,中国第一流的书法家与画家、文学家。濮氏好客,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濮鑑与子昂当年的交往细节,早已湮没不彰,无可稽考。我曾在美籍华人李铸晋的著作中,看到子昂的父亲赵与訔(1213—1265)曾知嘉兴,且子昂姊嫁崇德张伯淳(1243—1303),则赵孟頫与嘉兴的渊源,原本就是很深的。濮志载子昂与濮鑑交最善,想来不是一句虚语。看得出,子昂对这一位“轻财重义,聚而能散”(赵孟頫《濮提举墓志铭》)的朋友,是很看重的,这从濮鑑在一个夏天饮酒过度,伤发于项,最终不治,子昂后来应濮乐闲之请给濮鑑撰墓志铭一事可以知晓。赵孟頫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少数艺术家之一,身居高位,本不似沉沦下僚的文士,需要靠为别人撰写墓志铭一类过活。且此事,已经在濮鑑去世之后的第八年,再说,仔细揣摩《濮提举墓志铭》的行文,子昂记述濮鑑行状,是有感情的。

  从濮鑑一方面看,濮氏曾为子昂筑园,让其居住,两人“相与飞觞啸咏其中”。赵孟頫还曾为濮鑑作有一幅《幽湖泛月图》。这里的幽湖,在濮院的东南。《东畬杂记》:“幽湖在濮镇东南,水自北塘运湖来从,永新泾、妙智泾、百花泾、杨家泾、陡门等处分流入镇,皆汇于此,然后南流入于长水,澄泓沆漾,幽不可测,故名。”幽湖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只有到了后来濮氏繁盛之际,才以“濮川”取代之。

  赵孟頫与濮氏的关系之密切,也可从管夫人在香海寺西壁(一说在两耳房)的粉墙画竹一事窥得。元初,子昂携管夫人(1262—1319)来濮。管道升,字仲姬,与子昂同里,至元二十三年(1286)嫁子昂。管氏以画竹知名,所画之竹劲挺有骨,不似闺秀纤弱之笔。香海寺正殿西壁管夫人的画竹,明清以降,远近称为胜观,嘉禾的诗人、画家包括蒲作英在内均有题咏,几乎成为一个数百年间称颂不衰的艺事佳话。子昂来濮,与夫人同行,除去伉俪情深,从另一个角度,也很可以觉出子昂与濮氏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元代濮院的文学盛会——聚桂文会

  自元武宗至大(1308—1311)年间,濮鑑开四大“牙行”后数十年,“幽湖”这个旧称,几乎已被“永乐”所取代。越来越繁盛的绸业交易,聚集了市镇相当的人气。

  这时,濮鑑已殁。濮家的主人濮允中,年纪也大了,也已无意仕进。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乐闲”的晚号,为刚刚新筑的宅院题额“知止室”,种种迹象表明,他要收山了,在江南的这个平静的小镇上,他要好好地享受一下来日无多的晚年了。

  濮乐闲是濮鑑(字明之)的嫡长子,承袭了父亲明之公一边为官一边经营的家传法宝,年轻时,也跟随时代的不二潮流,取了一个“也先不花”的蒙古名字,至顺元年征为两淮盐场转运司令,永乐市集上,凡认得他的人,于是都尊他“濮司令”。某一年的八月,桂花盛开之夜,濮司令宠爱有加的如夫人佛奴端起酒杯祝寿,濮司令想到身后之事,顿觉人生虚无,忽然潸然泪下。濮氏的这几滴眼泪,却让姿色秀丽的佛奴姑娘提前支付了后半生的幸福。濮乐闲殁,佛奴独居尼寺终其洁白之身。

  濮乐闲的长子濮彦仁此时已能独当一面。彦仁,字仲温,在离家不算太远的吴兴做了一阵典市官。白天,在集市上与买卖人打交道,晚上,归读诗书。濮彦仁也算一位出生在富贵人家的读书种子。混了一阵之后,发觉做官实在与自己的性情不合,干脆弃职归里,于是濮家父子两人,乐得在故里逍遥自在。

  当时,东南一带,诗名最盛的当推诸暨杨维祯(字廉夫,号铁崖),铁崖先生的大名,仲温时有所闻,但恨不识荆!他在吴兴做小官的时候,就将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寄达杨铁崖,此举既是向前辈请益,也是表白自己的心志,而最重要的,仲温婉转地表白了自己拜师的意向。铁崖先生其时正在云间坐馆,他对这位生于豪富且已经踏进官场仍不忘学问的后生发生了兴趣。正巧,铁崖的朋友,崇福的西溪先生鲍恂(字仲孚)与濮仲温相熟,于是,仲温请西溪先生代为致意,并郑重邀其来幽湖盘桓数日。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的春天,杨柳吐翠,上年南迁的燕子又开始陆续飞回幽湖。大地即将转暖。五十五岁的杨铁崖先生自云间适嘉禾,他与嘉禾那位喜古文且尊崇文士的凌太守有旧,盘桓了几日,转道幽湖,授业濮舍。在幽湖,他还要参加濮乐闲发起的一个盛大的诗文聚会。而此时,嘉禾那位好古文的凌太守、铁崖的老相识江浙儒学副提举李祁(字一初)、老友鲍恂、铁崖弟子贝清江的岳丈葛藏之等也早早地来到了幽湖。

  杨铁崖的到来,对于濮院来说,当然是一件文化的盛事。濮家的主人、退隐在家的濮乐闲,能够结识名满天下的杨铁崖,当然深感荣幸。当晚,濮乐闲在他的知止堂上大摆宴席,为铁崖先生洗尘接风。席间,一桌人谈诗论文,宾主尽欢而散。撤宴后,仲温执弟子礼,侍候杨铁崖先生进住濮家位于定泉桥左的桐香室。这桐香室,原是濮乐闲的读书处,室正南挂着濮乐闲自题的室铭:“研经暇即课子,扫榻倦亦留宾。莫叹秋风萧萧,穿林片月如银。” 仲温好古嗜学,弃职还家后又增筑精舍。铁崖先生就此住了下来。从这一天开始,仲温与崇福贝清江一样,正式成为杨铁崖的弟子。铁崖坐馆濮宅桐香室,教授仲温《春秋》,并相与校雠经籍,商论文墨。师徒之间,交谈甚契。而此时,东南一带的文人,正往嘉兴府城西边三十六地的小镇幽湖赶来——濮氏父子操办的聚桂文会,隆重地拉开了序幕。

  因有了“铁雅诗派”领袖杨维祯的号召力,七百年前的这个春天,必将在濮院以至嘉兴的文化史上写上崇隆的一笔。东南一带有文名的读书人五百余人,带着写好的诗文,摩肩接踵,来濮乐闲的家塾,请铁崖先生裁评。铁崖先生谦虚地邀请李一初提举与他一道主持评裁。而这位掌管江浙教育的一初先生,对铁崖的诗文,那是绝对钦佩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公开褒扬过了,他退让一番,主动地作了铁崖先生的副手。夜深的时候,濮氏家塾的一隅,灯火通明,铁崖先生提笔批示,自第一名吴毅以下,一连取了三十人,手腕酸痛了,渥一口茶,漱漱口,见乐闲先生立于一旁,抱拳寒暄道:“濮君,秀在宋为文物之邦啊!至今士多兴于学,身处汹汹集市,亦不乏鸿生硕彦啊!”这壁厢,贝琼的那位岳丈葛藏之与鲍仲孚先生,为了某位士人文卷的高下,已经争得不可开交了,不过,两人看到铁崖先生的批阅,也是一致地点头赞佩。

  诗文编定付梓的那天,乐闲先生又来铁崖先生居室叙谈,看来,这篇《聚桂文会》的序言,铁崖先生是推辞不了的。那就多说几句好话吧,人家的银子也确实靡费不少啊。铁崖先生略一思索,文思泉涌:“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掷笔,案头的那一盅上品龙井兀自冒着丝丝的热气,铁崖先生端起,慢慢移至嘴边,一饮而尽。

  文会以后,铁崖先生与嘉禾的文章因缘未断,与濮仲温也保持了相当的联系。三年后的至正十三年(1353)七月,铁崖先生再一次来嘉兴,六日,应老友潜居徐公请,撰文记嘉兴惠安寺之重修。七日,应弟子濮仲温的要求撰写了一篇斋记,即《松月寮记》(《濮川所闻记》有录,此文显示了他与濮氏的密切关系)。此时,濮仲温两次被举荐乡试两次不赴,又遭遇“丁时变”(作者未详此变故),心灰意懒,于是遁入空门。在永乐市中(据《濮川所闻记》)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筑别墅“松月寮”,周围种了几十棵松树,濮仲温本人角巾道服,自号松月道人,每于松风明月下,弹弹琴,作作诗,读读道经。某日种蔬,归而有作:

  小筑茅庐一径开,云林深处少尘埃。

  家园百亩躬耕罢,五柳门前次第栽。

  闲居幽湖的濮彦存仲温大有五柳先生的味道,这样的生活,必定也是杨铁崖所欣赏的。也是他乐作《松月寮记》的原因。

  濮乐闲濮仲温父子出资,借着杨铁崖的名头在元季濮院召开的聚桂文会,实是后世借名头的文会的滥觞,这样的文会,我相信,依照铁崖先生的文学素养,未必入得他的眼睛。不过,吃人家的嘴就软,他也不必揭穿这个小小的把戏吧,至于濮氏,反正有的是钱财,靡费一些也无妨,况且,这与会的五百人,分散各地,着实为濮院做了义务宣传员,而最最重要的,此后的地方志,哪一本又少得了这么精彩的一笔,乐闲先生的这一笔生意,应该是他最得意的。这场文学的盛会,后世果然屡有提及,清初的大诗人朱彝尊就不止一次谈到,“当元之季……濮仲温父子居濮市,丰于资,集一时名士为‘聚桂文会’……”(见朱彝尊《徐一夔传》),这里,“丰于资”,也大抵可以觉出竹垞的褒贬。而最能够鲜明地反映朱彝尊对濮氏的态度的,是《静志居诗话》中的《怀阅(字用和,嘉兴人,以纳粟仕)》篇:“则知当日以纳粟入官,盖富而好事者,濮乐闲之流也。”对于濮乐闲“之流”的附弄风雅,以竹垞的大才,哪里瞧得上啊!
  小地方文人的诗,实在不大可能有多少出挑的,铁崖先生的“自吴毅以下,文皆传世”这一句为历代濮志津津乐道的评语,不过是一句客套话。万历四十一年(1613)七月十六日,李日华君实先生谈及元季至明成化年间的一部嘉禾诗选《槜李英华》,认为“凡九十三人,无一秀句”,可以想见君实先生的失望。这中间提到当时也算著名的贝琼、鲍恂、姚绶等人。三子尚且不入君实先生的法眼,遑论他人。杨铁崖论诗的眼光,更在君实先生之上,于此不难窥测铁崖先生的两难之心。

  问题是,诗文越差,不自重的附弄风雅者就越多。聚桂文会后又十二年的至正二十二年壬寅(1362),杨铁崖应弟子贝琼所请,为萧山令尹本中作《吴越两山亭志》并择取与此有关的诗词。他这回是拿了官方的好处费的,照例不必过于认真。一天深夜,杨在嘉禾,提笔选诗,书稿即将选好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子夜,夜阑人静,忽然,响起不大的敲门声,似断还连,敲得实在不够坚定,但,清晰可闻。铁崖先生好生奇怪,开了门,蓦地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都是嘉禾写写诗歌、附弄风雅的一帮半拉子文人,人人手执金缯(钱币和高级丝织品),乞求杨铁崖留选自己的诗歌入集。铁崖先生又好气又好笑,对着一干人道:“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时以情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之士。”于是当场批选了鲍恂、张翼、顾文晔、金炯等,被选者竟无一人在。这帮丢人现眼的家伙全傻了眼,有的恳请铁崖先生放宽尺度让其入选,也有的干脆跪在地上不肯起来了。这一回,铁崖先生忍不住发了牛脾气,詈骂道:“看看你们的诗歌,快快重新投胎去吧,真是风雅扫地了!”挥手将这一帮看着触气的家伙赶出门外,关了大门,吹灭蜡烛,睡觉。

  这样的情节,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确是事实,记录在《乐郊私语》一书中。作者姚桐寿与铁崖先生大概有一些交往吧,也且为姚所亲见。这一段本事,有时混记在铁崖先生批选“聚桂文会”所结集的一部书里,我今从《杨维祯年谱》(孙小力)一书改。

  乾隆以来濮院的丹青世家

  无论从政治、商业、文化的角度,濮家都是濮院无可置疑的第一家族。但,单就绘事而言,清乾隆以降,延及近代,濮院出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丹青世家,如董棨、董燿、董念棻祖孙三代著名的董氏家族;潘振镛(雅声)、潘振节兄弟为代表的潘氏五代家族;仲光勋与其族弟仲光煦为代表的仲氏家族。

  董氏明末自海宁迁居濮院,世居横屋街。董棨之父董涵,能诗善画。董棨,字汉符,取濮乐闲之号以自号,又号石农、梅泾老农、泾上老农等。棨承父风,行修学博,为石门大画家方兰士入室弟子,得方薰指授,功力日进。此人除了翰墨自娱,也没有其他的嗜好。据他的弟子汪曰桢的记述,董棨即使在朋友的酒席上,也是抬起手臂,运起腕力,旁若无人地凭空书写。这画画,实在已经成了他平生的习惯。董棨为人耿直,不惧权贵,曾谢绝假权贵之名,以重金请绘者。由于他的名声,一生所得润资巨万,但大半济人,本人自奉节俭,这在艺术家中的确很不容易。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画中,常隐喻讽世讥俗的劝解。棨子燿,字枯匏,号小农,从小就有异秉,读书过目成诵。他刻有一方“陶诗欧字倪黄画”的闲章,颇示己志。他善山水,有元人苍茫之气。董燿从弟董煜,号石亭,也是画家,用笔娟秀,善花卉,工山水。董燿子董念棻,原名维城,号味青,一号小匏。通经史金石之学,工骈文,画工花卉翎毛,尤善画梅,有董梅花之称。董念棻的儿子敏藻也善花鸟,可惜早卒。董家两百余年的丹青世家,实不多见。家族的藏画,董氏后裔一九四九年后捐赠给了嘉兴图书馆。

  以仕女画著称的潘振镛幼时家贫,但十分喜爱绘画,常常拿起扫帚在墙上画古装仕女、关帝像,因此为当时寓居濮院的钱塘画家戴以恒所注意,不久,戴收其为徒。潘振镛,字承伯,号雅声,居于栖凤桥堍。其仕女画影响极大。潘氏五代书画传家,也是濮院赫赫有名的一个丹青世家。

  仲光勋(1883—1930),字小某、小梅,号栀兰外史、绮石室主,是潘雅声的弟子,尽管他只活了四十八岁,却是近代濮院最有名的画家。仲氏也是濮院有书画渊源的望族,祖辈仲秋萍、仲云乔,父亲仲书梅,都有画名。不过,家族到了仲小某手上,已经败落,仲氏不得不去濮院附近的新塍许记磁石店学业,空闲的时候不忘祖传的家业——画画。正好,店主许纪楼,亦喜书画,时嘉兴仕女画名家潘雅声与许过从甚密,常去新塍盘桓,小某终于为潘雅声所发觉,于是潘收他为弟子。仲小某不惑以后,所作花卉,更在乃师之上。他在苏沪杭一带很有声誉,三个城市的各大笺扇庄曾代为收件。他也好提携后进,仲光煦、岳石尘等,均是他的弟子。

  仲光煦为仲光勋的族弟,此人除了善画,还有一样本领,就是能够制作濮院的传统灯彩——剔墨纱灯。一九四九年后,桐乡重新试制剔墨纱灯,正是请他负责制作的。

  关于剔墨纱灯这门绝技,在此多费一笔。沈涛(苇汀)《幽湖百咏》第八首有咏:“则庵花鸟文光画,奇绝人间剔墨灯。”则庵,沈则庵,名宗南,德清人,流寓濮镇。他的祖父沈铨(号南屏)工花鸟,曾寓濮川,则庵世其业,他从以剔纱擅绝一时的吴江吴鸣甫那里学到绝艺,在寓居濮院的二十年里,悉心揣摩,最后,他在纱布上用灯草灰作剔墨之画,以纱绷灯,照以火光,纱隐隐如无,但纱上的花鸟浮动如生。正好,海盐黄文光亦寓镇,尽得则庵画法。再后来,是这位仲光煦先生尽得沈氏的真传了。因为代有传人,原先的濮院镇上,剔墨纱灯也就独多。这也是镇上颇可赏玩的一绝。这似乎是濮院绵延数百年的绘画艺术附带出来的一门传统工艺美术,不知眼下是否另有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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