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作家师东兵


第九章
师东兵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中没有按照他们的需要作证，被打入另册；面对山西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却考虑的得很多，失去了飞黄腾达的重要机遇……


师东兵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晚上八点召开的第一次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央会议前，没有按照康生和关锋的需要作证，康生让他回去。其实他并没有离开北京，"兵团"和北京红卫兵的代表一个劲地埋怨他："给你那么一个最好的机会，你都给失去了！本来你可以成为山西响当当的左派的，可是你让给王青英和郭宏了！你看你多么可惜！" 师东兵还是那么的固执："我连张日清的面都没有见过，怎么能把抓我的罪行归结到他头上呢？我不能离开事实去胡说八道呀！" 北京一个叫魏军的红卫兵说："你真傻，'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就是张日清搞的，控诉他也就是控诉他的路线，把一切坏事推到他身上是最合适的。你要知道，我们树立你并不仅仅是为了给你个人平反和申冤，也是为了整个山西的大局。你如果马上准备一个发言稿，现在还来得及，因为抓的红卫兵里你最年轻，最有说服力！" 师东兵摇摇头："你们还是再找一个代表吧，我恐怕担负不起这样的责任。" 为了让师东兵再见识一下所谓的大场面，一个红卫兵把他参加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第三次解决山西问题大型会议的入场卷给了师东兵，让他再了解一下中央的精神。 那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康生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本，在关锋和胖得发奇的吴发宪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顿时，提前到达的刘格平和张日清以及红总站、红联站、兵团以及北京红卫兵的代表们都站了起来，长时间的鼓掌。 康生主持会议，他一开始就说："有些同志的身体不好，今天只开三个小时的会。今天晚上有人要回晋中去，因为那里的形势出了点问题要解决。省军区的崔冰同志要讲话，我看先请晋中核心小组的任井夫同志先讲，他讲完崔冰再讲。希望同志们讲话时都要压缩一下，不要把时间拉长了。现在，晋中的问题很严重，你们部队要派人去，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也要回去，你们不要把事情扩大，农民、民兵不要进城。好了，现在让任井夫同志讲话吧。" 师东兵看到只有刘格平和少数的一些人为他鼓掌，军队的代表紧绷着脸，怒目注视着那个叫任井夫的人。 任井夫一开口就说："晋中军分区一介入武汉大革命，就站错了队，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镇压了武汉大革命。这个问题就是要张日清负责。我接到来北京开会的通知后，在火车上收到了这样一份传单，我给大家念一下：'请革命的同志们……'" "还是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吧。"康生打断他的话，说："这个传单很值得注意了，不是一般的传单，是铅印的，题目是《警号》，发到了火车上了。你们听：'旅客同志们，混入晋中核心小组里的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大反毛主席的老混蛋，陷害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的罪魁祸首任井夫，今晚乘八十八次快车到北京招摇撞骗，企图继续对抗革命群众，请大家高度注意他的活动。这个人的特征是中等的个儿……'"他听见大厅里响起了笑声，就打住了念，放下手中的那份传单，说："这个东西最后的署名是'专揪任井夫小分队。'" 关锋马上接着康生的话说："任井夫同志是党中央让山西军区通知来的，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这些同志，是陈永贵同志支持的，我们也支持！"这时，会场爆发掌声，关锋得意地笑了笑，说："他反不反陈永贵，这一点陈永贵最清楚。还用得着传单的作者来这里胡说八道！" 康生撇了一下嘴，说："传单还说任井夫是什么罪魁祸首，招摇撞骗。你们看一看，我们这个会是不是招摇撞骗？" 刘格平和部分与会者高声呼叫："不是！" 师东兵感到十分奇怪，堂堂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今天讲话怎么如此没有水平，在一张传单上面作起文章来了？还这样讲话，使如此严肃的会议一开始就造成了不严肃的气氛。他正出神地遐想，就听见关锋厉声喝道："这是掌握印把子的'报馆人'搞的。这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 康生也拍了桌子："我们要查一查，这个小分队到底是些什么人？究竟是什么人在操纵这样的传单！" 等任井夫讲完以后，身穿军装的崔冰站起来发言，他一开始就说："对任井夫在火车上发现的那张传单，我们不知道。我在这里声明一下，我们军分区和省军区根本就不知道任井夫要来北京……" "什么？"康生一下子震怒了，"省军区怎么不知道？是我们让省军区通知的嘛！你这个崔冰能够代表得了省军区？你简直是狂妄到了极点！" 关锋也站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我们说是让省军区通知的，你上来就避谣。" 康生余怒未息地说："昨天你递了一张条子要讲话，我们今天让你来讲，你不首先承认你的错误，张嘴就先避谣，好了，你现在不要讲话了，我们不听你那一套！"他把目光转向其他的与会者，"晋中的哪位通知讲话？反对我们的也可以，支持的也可以。" "我要控诉山西专政委员会对我的非法逮捕和审讯！"一声尖利的哭叫，使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师东兵顺声望去，就看见曾经找过他的一位女红卫兵站了起来，指着张日清等人大声说："他们在搞资产阶级专政，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我要控诉！" 师东兵立刻想起她叫郭宏，也是一位被无辜镇压和遭受迫害的学生。 她痛哭流涕地说："我们红卫兵本来对解放军支左抱有诬陷的希望，希望解放军能够坚决地支持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攻。万万没有想到山西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却把矛头对准了我们。当时我就认为，军队支左了，就把军队的问题暴露出来了……" "好，讲得好！"康生站起来，对这位十分漂亮的姑娘说，"同志呀，你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军队支左了，就把军队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这样讲的。我们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这次支左，暴露了我们军队的许多问题，这是一件好事。一些不纯洁的人就要在这次运动中暴露，你想阻挡也阻挡不住。'"他立刻对这位女学生产生了兴趣，关切地问道："郭宏同志，你是哪一天被捕的？" 郭宏回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凌晨被捕的。五月九日下午三时放的。" 师东兵感到十分巧合，他也是五月九日放的，只不过比她提前几个小时。 康生又问："谁逮捕你的？是什么人审问的你？" 郭宏说："什么人我叫不来名字，山西的土特产可多呢。他们说我这不是被捕，是军管。我在出狱的时候，他们一直威胁我，不让我出去后说他们的情况。" 康生继续追问："他们是穿军装，还是穿的便衣？" 郭宏回答："他们都是穿的军装。" "抓你的时候，你看清楚了没有，是几个人？" "没有看清楚，大概有十几个，最少也有四、五个人。" 康生把目光转向专政委员会的副主任兰敏："兰敏同志，你说说，这次逮捕人是谁派去的？"当兰敏站起来准备回答时，他特意补充道："你要说实话！" 兰敏点点头："这个我知道，是检察长张维宽去的。" 康生厉声问道："这个张维宽现在在不在？" 有人在旁边回答："他不在，他生病了。" 关锋也问兰敏："你们为什么逮捕她？" 兰敏回答："主要是想通过他了解一下车成林的事情，抓她的时间长了一些。" 关锋火了："什么时间长了一点！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我们到山西你们也可以抓捕，你们到底是在专谁的政？你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康生问道："抓郭宏同志是谁批准的？" 兰敏回答："是张日清政委批准的。" 康生瞪了张日清一眼，说："通过这几次谈话，我们想要看看车成林同志的材料。我们怀疑你们，你兰敏要把车成林的全部材料拿来，我们要亲自审理这个案件。" 关锋也跟着说："我们怀疑你们！专政委员会交给你们这样的人，权力到了你们手里，什么人你们都敢抓，想抓谁就抓谁，这还了得！" 康生的眼睛盯着兰敏，很生气地说："兰敏你好好地听一听，是你的水平高，还是小将的水平高？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的是老资格，自己是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郭宏这样的革命小将并不晓得毛主席的指示，可是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认识了许多的问题。是毛主席说的军队支左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也暴露了军队本身的问题，暴露到了社会上了嘛。军队支左不单纯是一个支左的问题，也反映了军队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小将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出来了，也使我们受到了教育。我们不但从正面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我们也通过军队中的阶级斗争，提高了我们的解放军。现在谁来讲？" 这时，文水县的一个名叫宋志民的站了起来："我要控诉山西省专政委员会非法逮捕我的滔天罪行！"说到这里他就哭了起来，"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起来造反，没有想到省专政委员会一直把我当作反革命来对待，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日夜不卸，他们对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都没有采用这样的手段……" 宋志民刚讲完，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李成义也站了起来，控诉道："就是因为我们支持了刘格平同志，和张日清同志的意见不一致，他们就把我当作了反革命，派人盯梢，直到我们开会回来时把我绑架起来，最后投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我为了抗议他们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绝食斗争，他们说我是在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指使犯人对我毒打……" "我和李成义的遭遇是一样的。"另一个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张龙接着发言道："山西省和各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组织，抓人根本不通过任何法律的手续，他们在侯马抓了师东兵，一个十七岁的学生，根本没有任何的证据，就是因为和他们的看法不一致，没有支持他们的夺权就惨遭毒手。这个学生被五花大绑捆上上汽车进行游街，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还美其名曰这是'消毒'。我在监狱里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他们逼着我给他们承认错误，说是我要不承认错误，就要把我判徒刑。这些家伙们只要手中有了权力，是什么坏事也能干出来的！" 康生一直关注着发言的人，师东兵身旁的北京学生几次推着他让他发言，他都连连摇头："不行，我不能发言，我如果发言了会和今天的会议气氛很不相称的。" 好容易等到了康生站起来总结发言了："你们听到了我们的革命群众的控诉了没有？真是字字血泪呀！我希望同志们好好地把毛主席著作学一学，对照一下毛主席是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和革命者的。不管红总站、红联站还是其他组织，都要想一想山西的大方向，想想山西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你们要从大局着眼，不要只是想我这个组织做了些什么。现在山西的大局是什么？首先，现在有人在部队里煽动军队，反对刘格平，支持张日清。这是错误的。第二，现在军分区调动农民进城，甚至带上枪进城，这是要干什么？是要搞暴乱1这是不允许的！第三，山西的政法部门是专什么人的政？动不动就要抓革命小将，你们要干什么？像晋中军分区那样对待群众，那样反对陈永贵，这是什么问题？希望同志们想一想，然后考虑今后怎么办？如果不采取紧急的措施，有些人就要犯大错误。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是晋中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山西的问题了。今天的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存在着这个危险。我的话就到这里。看看关锋同志还有什么话讲。" 关锋扫视了一下全体与会者，当他的目光和师东兵相遇的时候，停留了片刻，然后说："对于某个人，某个团体做了什么好事，别人没有说，那没有关系。干革命嘛，就是要作无名英雄。就怕的是自己有了错误还不知道。这样的人最危险。我希望你们还没有发言的同志，争取再有机会发言，控诉山西那个非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把它彻底地清除掉！" 这次会议以后，师东兵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山西了，他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大家，要争取把还没有释放的革命群众全部释放出来。他说："这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原则，绝对不能允许这些造反派继续对抗党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第263号文件作出批示："照办！" 这份文件的内容是中共中央对山西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六十九军的通知："中央同意《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认为这个《纪要》是正确的，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师东兵看到这个文件时，对纪要的内容既有感到兴奋的地方，又感到了惊讶和失望。 《会议纪要》总共有十条，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反复看了好几遍： "一、会议认为，山西省两条路线的斗争极为尖锐。会议肯定了刘格平、袁振、曹中南、陈永贵、徐志远等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大方向是正确的。会议也肯定了张日清同志参加夺权，站出来支左，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后来，张日清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四·一四以来，他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队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少数执行错误路线的负责人。尤其是四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张日清同志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会议上，中央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及与会同志，对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耐心帮助。张日清同志已认识到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大家欢迎他这种态度。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并且积极工作。鉴于张日清同志的错误，在部队和群众中已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应到部队、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中，公开进行检讨……" 师东兵对这些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但是，他听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的领导人讲："山西自上而下地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张日清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背着毛主席的好学生刘格平，背着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搞的。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凌驾于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之上，使它成为刘、陈、刘和张日清用以陷害革命领导干部，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工具。张日清主管报纸以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是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专政委员会'的作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山西日报》，竟然用了四个版的篇幅，空前破例地向全省报道了成立'专政委员会'的大会，并对大会的反映进行了连续报道。在成立'专政委员会'的报道中，还以醒目的大标题突出处理了张日清的讲话。在这个讲话和由张日清审查、修改过的社论中，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强调对走资派这个最危险的敌人实行专政，而是借'贯彻群众路线的肃反方针'，'要把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等等，把矛头指向革命派，从革命派中抓反革命，以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 这下，他才对山西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来历有了清楚的了解。但是，他奇怪，为什么在全省大张旗鼓宣扬了的这个机构，作为代表"正确路线"的刘格平怎么能一点都不知道呢？他有点莫名其妙了。 《纪要》第二条写道："会议肯定了四·一四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时正确的。四·一四揭开了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揭发批判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四·一四使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更好的形势。那种认为'四·一四是扭转斗争大方向'、'是反动路线'、'是个大阴谋'、'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要揪后台'，等等，是完全错误的。会议一致认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错误是很大，会议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 师东兵在刚刚出狱之后，曾经通过在省委民政局工作的父亲的朋友找过刘志兰，听说她是原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的结发妻子，一九三六年就参加了革命，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北京师大女附中"民先"和西城区"民先"区队部副区队长、区队长等职务。她在抗战爆发后到了延安，又担任过陕北公学第六队党支部委员、织布书记、队主任等职务，是个老革命了。那时太原的群众组织正在炮轰她，她见到师东兵后，听他诉说了自己被捕后的遭遇，关切地说："曲沃的造反派尽是胡闹，怎能把你这样的人打成'反革命'呢？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中央在今年四月份已经批评了山西了，中央并要求上海等地不要学山西这类机构。这一点我给你们透个气。至于现在有人炮轰我，没有什么了不起，革命还能怕人反对，让他们反对去吧！你们如果有可能可以多了解一下太原的情况，非常复杂呢！" 那时，师东兵对这个满头白发、配戴眼镜的老太太充满了尊敬，因为她是省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领导人呀，怎么一下子就被打倒了呢？他有点莫名其妙，对此采取了谨慎。 "三、山西军区和驻晋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教导，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军区和某些军分区、武装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有的甚至调民兵进城，大搞武斗，问题很严重。会议认为山西军区应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在支左工作中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指出，广大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师东兵在和刘志兰谈完话后，也找过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他听了师东兵对他采取了游街、批斗的措施后，气愤地说："曲沃县武装部和革命委员会抓你完全是反革命行为，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才十七岁的学生呢？我已经听北京的红卫兵介绍过你的情况，我们严厉地批评了曲沃县，将来一定要对他们采取措施。" 师东兵看到这一条，在日记里写道："人民解放军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支柱，没有这支人民的军队，就可能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今后我要在自己的言行中，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我们的人民军队。" 《纪要》的第四条里特意写了这样的话："必须正确对待两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决支持他们。会议希望他们认真贯彻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红联站'是革命群众组织，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责任不在他们，应该由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负责。张日清于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对'红联站'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会议希望'红联站'的广大革命小将根据中央、中央文革指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阶级警惕性，注意坏人，如省党校葛莱之流。两大派，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整风，多作自我批评，要高举毛泽东死刑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师东兵很注意这个《纪要》中的用语，对"兵团"、"红总站"、"太司"文件里使用了"革命左派组织"，这是现在最高的评价。对"红联站"使用了"革命群众组织"的词汇，表示这个组织的群众是好的，言外之意他的头头就不一定了。 他曾经亲耳听到红联站的头头段立生在北京一边痛哭，一面大骂道："康生和关锋不是他妈的好东西，北京的红卫兵正在准备造他们的反！康生在历史上就和王明有关系，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关锋除了摇动笔杆子外还有什么本事？" 师东兵虽然没有对此表示任何意见，但是对这个个子不高，头戴一顶绿色军帽的学生表现出同情的味道，他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太复杂了，掌握是非的标准越来越没有谱儿，尺度究竟是由谁来操纵呢？他在暗暗地分析和观察着这个问题…… 师东兵特别研究了《纪要》的第五条："会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于它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在实际上颠倒了敌我关系，无视党纪国法，乱抓、乱捕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甚至严刑逼供。另外，还乱放坏人。对革命小将、革命领导干部竟进行非法侦察，整理他们的黑材料，以至唆使群众抓捕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议认为应该立即撤销专政委员会，改组公、检、法机构，对错捕、错判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立即释放，公开平反，赔情道歉。" 师东兵在许多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聚会的座谈中，表示："第五条是整个《纪要》中写得最好的一条，对非法的专政委员会必须取缔，对公检法机构必须恢复他们的正常工作，不然我们的社会秩序就要乱了套！"他讲诉了自己被"曲沃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迫害的遭遇时，说："他们根本不调查研究，完全凭着学校一派人的意见就施加专政的措施，哪里能不犯错误？在我的问题上，没有张日清的责任，就是底下人搞的，我认为批判张日清的错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把一些不是他们的问题强加在他们身上，那也是一定要犯错误的！" 下来以后，刘格平的老婆丁磊生气地对师东兵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究竟是在批评张日清还是在替他辩护？大家对你这样的做法很失望！" 师东兵明显地感觉到从这起，省城的这些造反派就再也不找他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他在日记中写道："要自己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由人摆布，要保持自己独立和完整的人格……" 这，就是师东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态度。 师东兵在他的日记中还记下了《纪要》中的其他几条： "六、会议认为，在晋中问题上，必须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给'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群众组织。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卫恒、王谦、王大任。会议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长期以来妄图把山西经营成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的战略基地，他们在山西干尽了坏事。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建议在山西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肃清他们在山西的流毒。 "八、为了保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会议认为必须支持站在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径一边的刘格平同志，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 师东兵这下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王力、关锋等人在接见他的时候，再三地强调让他和刘格平联系，原来他们早就已经有了联系。由于他没有坚决地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他显然已经失去了一个本来能够飞黄腾达的机会。他这样想道，但是并不后悔。 《纪要》的最后两条是： "九、会议完全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处理武汉'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指示，愤怒地声讨王任重、陈再道的反革命罪行。并且决心从武汉事件中吸取教训。 "十、会议决定迅速在全省范围内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原原本本的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动员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认真贯彻执行……" 师东兵在日记中写道："这个《纪要》，有正确的内容，但是也有被一些人可以利用记叙搞派性的东西。这样搞下去，存在着极大的隐患。本来可以不再乱的山西，恐怕又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混乱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人民解放军搞得如此灰溜溜的？张日清等同志的错误难道再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非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错误，难道只有张日清一个人负责吗？值得研究。我再不能陷身于新的无原则的纠纷之中去，我要选择一条适合于我的新的生活和奋斗方向……" 师东兵选择的就是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