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作家师东兵


第十一章
位卑不敢忘忧国，身在军营的小兵"秀才"屡次向中央进言，从神州大地的频频地震中领略着政治斗争的"弦外之音"……


一九六九年二月，师东兵参军到了部队服兵役。这个初中毕业的“秀才”，在偌大的军营里竟然成了难得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到处都是以“大老粗”为荣，“知识分子”就意味着要以常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努力来苦干。 师东兵到部队时，就带着他自己一字一句抄写的那套《毛泽东选集》，一有时间就坐下来看。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在相当一些人把学习《毛选》当作一种时髦和任务的时候，师东兵真正认真的举动反而成了另一种“出风头的表现”。一些人很难相信这个刚刚入伍的新战士如此饥渴地攻读毛泽东的著作是出自真正的求知。在生活中，自然的追求和蓄意的伪装是很难叫人区分的。 部队发下来的《毛选》，他很珍惜地保存起来，到统一学习或部队检查时才用，平时学习，就看自己手抄写的书。一次，有位首长检查工作发现师东兵捧着手抄本在看，以为他是在看黄色手抄本，疾步过来抢夺时，才知道这位战士一字一句地抄录了整个《毛泽东选集》，他惊讶地问道：“这都是你抄的吗？”师东兵点点头：“我在地方上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了。”那位领导感动地说：“你真不简单呀！” 参军以后，师东兵不仅读书，而且还要每天坚持写读书笔记和日记，写一事一议的小评论。他对班长说：“我这样坚持，一是为了督促自己的学习，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三是为了锻练自己观察问题的能力。” 渐渐地，连队里的战士们都感觉到了：身旁的师东兵绝不是那种象某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那样只是为了装样子、搞花架子，而是真正在一篇紧接一篇地认真学习。不但是在读毛著，而且也在学习马列的书和各种形式印制的《路线斗争大事记》，对其他类型的战史、军史，他也同样认真地进行阅读。看书学习，成了师东兵每天的必修课。师东兵感觉到连队一些人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不过他并不理会，因为他读书并不影响其他的工作。但是，也有冷风不时地吹来。“你想在连队里干好，没有必要死读书，只要好好地干工作就行了。我们这里毕竟不是要大学生的地方。”班长对他说，“军队里不需要死读书的人，而是要活学活用的人。否则，你就是把毛著从头到尾都背下来也是没有用处的。听我的话，你该玩就玩，该学习就学习，一切和大家一样就行了，不要太特殊。特殊了就要脱离群众，脱离战士。你越是显示你自己与众不同，你就越干不成个样子。” 实际上，这位班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师东兵很难作到。他故意满不在乎地笑了笑：“我也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读书的，现在我需要认真地全面地掌握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思想，我读书并不会影响其他功课的，班长！” “活见鬼！”班长不服气地走了。于是，师东兵有时刚刚坐下来，班长就给他下令：“师东兵，把院子再打扫一下！”师东兵只得从命。星期天是师东兵最好的读书时刻，但是班长偏偏找他出公差：“师东兵，你陪炊事班出去买菜！” 在报个人的特长时，师东兵填的是：“写作”。他看到连队的报道员写稿，羡慕得很，他很想专门干那个差事。但是，连队的干部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他。他还是坚持给《解放军报》和《战友报》等其他报刊投稿。不久，团部通知连队：《河北日报》发表了师东兵的一篇文章，可是连队里从不定阅这种报纸。连队和营里的报道员谁也没有找回来这份报。 整整半年后，《战友报》才第一次发表了他写的评论《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写道：“学风问题决非仅仅是个方法问题。学风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人的思想方法问题，是世界观的‘亮相’，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感情和态度问题。为什么有的同志工作、学习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有的同志却总是进步不大，甚至踏步不前呢？这与学风好坏有极大的关系。因此我们要想真正地掌握革命的理论，首先要在学风上来一个彻底的革命，从学风上首先解决问题。” 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在连队里引起重视。党支部选用的报道员硬可是一年不发一篇文章的战士，也不用师东兵。后来，他听一位老兵说：“我听连长说，你写的这些文章对连队没用，连队的报道员是要把连队的好人好事宣传出去，你才是只是写什么评论出你个人的名，这对连队有什么好处呢？你如果想求得连队的支持，就应该把连队里的好人好事和连队争创四好运动的经验给介绍出去。” 这下，师东兵才真正找到了连队不用自己的真正原因。那时，连队里的小伙子们为了进步，都在暗暗地进行着竞争。尽管师东兵的勤奋和写文章的速度、质量都是有了名的，但是他周围有几个高中生战士和与他具有同样理想和志愿的“秀才”们，他们懂得如何讨得连队领导的欢心。师东兵虽然把所有的劲都使在了学习和写作上，他的才能也出人头地，而且雄心勃勃，一心要成为第一流的写作人才。但是，竞争的不规则使他总是落后，一次接着一次的挫折，师东兵却没有丝毫的灰心。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刻，驻扎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这支军队天天都受到了社会上群众组织的冲击。紧张的训练和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每天都来部队抢枪的防御，使师东兵的智慧和见解有了用武之地，他向连队干部提出了许多预防方案，但是部队的一些首长明确指示：“造反派来抢枪，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保来抢武器，就往死里打，实行文攻武卫的原则。” 顿时师东兵纳闷了，马上他醒悟过来，部队同样也陷入了社会上的派性斗争的漩涡，执行党中央“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并不是那么容易呀。“位卑不敢忘忧国”，小小的战士总是想维护人民军队的尊严，维护北京军区和党中央的威信，竟然耐心地给连队一些领导讲起了军人必须“五条件地执行命令”的道理。是的，就是从现在的角度上看，师东兵的许多言行也和他的地位和身份极不相称，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在当时的环境中所不能得到发展和存在的结局。 连长在军人大会上得意地说：“我们军可不是一般的部队，是林副主席的老部队，军长是林副主席的警卫员出身，是井岗山下来的部队，象六十九军和河北军区的部队是国民党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改编的，没有正经的光荣历史，所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的都是老保。我们要发挥三十八军的光荣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师东兵对此说法明确反对，他说：“这种言论效果不好，容易起到分裂我们的军队的作用，传出去人家不是要给我们扣上是毁我长城的帽子吗？建议连长今后再不要这样讲了。” 有人向连队反映：“现在六十九军在山西是支持师东兵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所以他对六十九军和北京军区的感情很深，他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 这显然是普通战士们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却引起了连队领导的重视，竟然一级一级地反映了上去。有的人还说：“师东兵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陈先瑞都认识，你们要小心师东兵，防止他搞我们的情报密报北京军区。” 确实，他是曾给郑维山并党中央写过信，那是反映山西的武斗情况，他热切地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在山西的支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离开了军队，任何地方的领导干部都难以解决山西的复杂局面，现在应该对挑起武斗者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包括对一些在山西有重要影响的造反派头头给予颜色的时候了，否则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继续犯错误。山西的稳定也就遥遥无期了…… 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山西的武斗日益剧烈的时候，师东兵的信件和广大山西人民共同的呼声，促使中央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格平和陈永贵支持的“三·一八红色政权”在整个晋南实行了摧毁“一·二六派”的联合行动，北京军区和六十九军几次派人解决问题都没有效果。正当他们调动农民进城，爆发一系列血腥武斗的时候，陈伯达根据六十九军和北京军区的汇报，给林彪打电话说：“山西的武斗越来越严重，已经发展到了私设‘三一八次列车’来搞武斗的地步，他们正在密谋保卫临汾，一场骇人听闻的武斗就在眼前。过去军队派过一些小部队，派一个被他们吃掉一个，军队已经死了很多的人了。我建议：这次要派大部队过去，中央还应该发布告，不然的话，山西晋南就进不去了。” 林彪叫人把陈伯达的电话整理了一个记录，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给周恩来，让他们拿出一个完整的意见。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把毛泽东批下来的陈伯达的意见直接交给黄永胜、吴发宪、李作鹏和列席会议的郑维山、李雪峰等人传阅。他们一致同意陈伯达的这个建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林彪和周恩来经毛泽东批准后，调动在福建的八三零零部队紧急前往山西执行支左任务。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北京军区和陈伯达指示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布告》，批示：“照办。” 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声明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抢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破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破坏分子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于是，进入山西的解放军部队由以谢振华为首的支左领导小组统一指挥，迅速举行了武装行动，对太原、晋中和晋南的武斗据点全部、彻底拔除，把两大派组织的头头集中办学习班，然后对证据确凿的坏头头实行了逮捕法办，其中就有师东兵多次批评过的任登第和另一个嚣张一时的杨承效……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将刘格平、张日清分别调离山西到石家庄参加中央举办的学习班，任命谢振华为山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曹中南为副组长，主持山西省的全面工作。 师东兵闻讯后，专门给谢振华写了一封信，热情地欢呼这一伟大壮举，信中说：“党中央公布的‘七二三布告’，是山西历史上最伟大的里程碑。我坚决地支持党中央这项英明决定，希望谢振华同志能够坚决果断地镇压破坏山西大好形势，给人民造成极大损失的害群之马……” 对山西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措施，陈永贵始终持不同意见，他在北京和江青谈话时，提出：“军队在山西几乎没有和我商量过任何事情，他们完全把我也架空了。” 江青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质问周恩来：“你们在山西调动军队行动，为什么不通过我？为什么事先也不打招呼？你是否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呢？” 周恩来说：“调动军队是陈伯达同志向林副主席提的建议，报请了毛主席后经过主席的同意才行动的。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这和中央文革小组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江青发了火：“不管怎么样，你事先不和我打招呼就是错误。这个问题已经在山西引起了争议，你要负责任。你要写检讨。” 林彪把江青的这个态度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发了火，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是谁让总理写检讨了？不管是谁，总理写的检讨一律作废！总理没有错！解决山西的原则没有错！” 师东兵得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江青支持一个农民劳模，不惜得罪军队，实在是一个荒谬的错误。此外，她讲话实在随便，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从政治家的角度上讲，这是极端不成熟的表现。她终究将会坏了整个国家的大局。” 这在当时，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同样显示了师东兵的独特见解。 当兵半年后，师东兵几次要求下炊事班去喂猪，有的战士说：“师东兵是为了躲避支左任务，他从心里是讨厌我们所支持的造反派的。”其实，师东兵还有一个想法，他从部队的图书室里发现了大量的图书，他和机关的一位同乡战士建立了友谊，他能够拿出许多好书供师东兵阅读，这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师东兵提出了别人所不愿意主动干的工作来满足他的需要。 连党支部批准了师东兵的要求，他下去喂猪了。在饲养地，他读书的时间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他和另一个老兵喂的几十头猪，除了一日三餐外，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和写作上。 脱离了和一些“知识分子”战士竟争报道员，师东兵几乎得到了所有战士们的喜爱。头一年总评下来，师东兵被评为“五好战士”。 喜报被红卫厂武装部敲锣打鼓送到家里，父母亲高兴得一连写来两封信，鼓励儿子在部队好好地干，千万要争气，不要给家里人丢脸。 这时，《保定日报》上又发表了师东兵的文章，在部队引起一定的反响。连队决定让他到保定化学纤维厂支左，帮助连队总结支左经验。师东兵天真地以为真是要实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呢，当他真正对部队同情和支持的那一派的头头们所干的坏事主张追究的时候，领导再次干预了：“你这个人真是书呆子，上级的意图你一点都不懂，我们就是要彻底摧垮反动老保，让北京军区和河北军区下不了台。这是任务！” 师东兵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们不能这样解决问题，这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最终损害的是我们军队的威信。”领导竟然说：“你这新兵蛋子，服从命令是你们的天职，懂什么道理？让你支持谁你就支持谁，让你抓谁就抓谁，这是命令，别自找不自在。” 唉，师东兵越来越感到，报纸上提倡的、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要求的，和底下的所做所为实际上差距很大，越来越不一致了。这种矛盾折磨着他，使他好长的时间陷入在沉思之中。 连队调到北京窦店执行烧砖任务后，师东兵的写作兴趣转到了写国际评论上，他对当时动不动就批判某些电影和小说的上层布置已经持反感态度了。他对一些战士说：“我就不相信中国会有那么多的反动小说，我看其中的一些都没有什么错误。如果都是反动分子，我们党的伟大和国家的伟大还有什么事例可以证明？文艺界的是是非非，都和一些领导人的看法有关系，如果把这些问题作为评价真理和错误的标准提出来，实在荒唐得很！我要选择一条适合我的写作的渠道来发展自己。”他认为，写一些国际评论可以保证有相当的写作自由。 师东兵之所以如此，也是逃脱那种违心地写大批判文章的一种办法。团、营的报道骨干给师东兵布置下写大批判文章的任务，他都借故推托，说：“我手头没有资料，一时写不了，以后再说吧。这样的批判，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把人民往哪个方向引导？我实在想象不到这些做法的意义和价值。” 师东兵的国际评论，投给了新华社国际部。 一九七零年初春，新华社国际部给营部打来电话，要师东兵到北京修改一篇国际评论的稿件。但是，营部的报道员来了个“瞒天过海”和“冒名顶替”，他在取得一个领导的支持下，自己去了北京新华社，而对师东兵作了保密。 当时，师东兵正在紧张的拉练途中，一个营部战士在睡觉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师东兵感到十分气愤：“我写的是国际评论，又不是一般歌功颂德的报道，他去修改能改好吗？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段太不高明了。” 为了保护提供这个消息的战士，师东兵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亲自写信给新华社国际部，通知他们：“由于我很忙，正在紧张的拉练途中，所以不能去北京修改稿子，请你们原谅并帮助修改，一切按照你们的意见办。” 这下，那个营部的报道员 “露馅”了。原来，师东兵写评论文章，总是署名“驻军某部东兵”。那个报道员对新华社的人说：“东兵，是我们写作组的名称，不是战士的名字。” 新华社发觉上当后，那篇原定要发的文章没有发了出来。 一九七零年七月十日，师东兵给毛泽东、林彪和黄永胜三人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他的苦衷和对部队建设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今年二月，我发现连队一些领导同志的思想革命化很差，留恋小家庭生活，多次将连队的食物用品拿回家里自己使用，多次散布：‘晚回家不如早回家，地方上喜欢年轻的，工作好找。’有个战士在连队说：‘现在农村确实没有什么奔达头，北京军区在整我们三十八军，我们要为自己早找出路。’针对这些问题，我在今年二月十一日连队论四好形势的军人会上再次向连长和党支部提出六条意见，又在二月十二日晚上同连长汇报了一系列问题，并给营党委、团党委、师党委写了一封信，提出我的建议。没有想到竟然捅了‘马蜂窝’。连长把我向他反映过的一些战士、干部找来，讲了我给他讲的情况，利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来整我。连长多次在全连会上和骨干会上讲话：‘现在的支部可不是过去的九连支部，我们是铁板一块。有人要和我们碰碰，那就碰碰，看谁碰过谁。’他通过营里扣压了我给团、师的建议，并给部分战士说：‘师东兵的观点是和党支部唱对台戏的，上了纲和线，就是王、关、戚的观点，是想揪军内一小撮呀，师东兵看来没有水平，提意见提到吃穿上了’等等。他发动战士干部通过‘谈心’，把我搞得灰溜溜的。在全连大会上，有的战士、干部表态竟讲：‘要紧跟党支部，紧紧地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全国要围绕着红太阳转，在支部就是要围绕着连长、指导员转，在排里要围绕着排长转’，这些不恰当的言论，得到了连长等人的支持。结果，许多坚持原则的战士都被压下去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有人劝我：‘你难道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少说多干就是好。’连长和我谈话时也是这样地批评我。 “由于连队部分领导同志的错误影响，连队和一些骨干的思想必然很不纯洁，有人公开说：‘做人就是要有诀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正确的。部队我算看透了，这里就是钩心斗角，谁都不让。毛主席著作和《三国演义》比较起来，就是不如《三国演义》写得生动’等等。还有的人说：‘与其在部队混上两年还不如在地方上早点参加工作为好。’对此，我多次对连长建议，让他抓一抓部队的思想工作，都被他打击为‘找连队的差距’，扬言要对我进行‘反击’。我认为，九连问题只不过是极个别的角落里的问题，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毕竟是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的小小邪气，既不能代表九连广大干部战士，更不能代表三十八军。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反映的问题能得到上级的重视，找到具体的处理办法，这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开展好四好连队运动是大有益处的……” 很明显，这是一封建议信。师东兵通过自己在连队的时机情况，对部队的思想建设提出了几条他自己的看法。 这年的八月中旬，总政组织部来了两名干部，他们亲自找九连的战士和干部谈话，就师东兵信中的事实进行调查。当然也和师东兵谈话，了解情况。他们所要找的战士，清一色都是九连干部指定的。 于是，奇怪的问题出现了：几乎所有的战士和干部都不敢承认事实，不是回答“不知道”，就是否认一些重要事实。这样，两个干部回去后向组织报告：“据了解，师东兵反映的问题不完全属实，连队干部没有打击他。” 这件事情对师东兵的教训太深刻了。权力果然可以一手暂遮天下人耳目，权力在一定的时间内确实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他沉默了。他知道，一个小小的战士要在连队里和干部们论是非，谈何容易！整个团、师领导，为了掩盖问题，是硬可牺牲一个战士而绝不会把自己连队的问题端出来的。师东兵，你太天真了！他后来暗暗地对自己说。 师东兵并不死心，他决心成功，但并不急于弄清楚情况，他相信将来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时。他只是把自己的点滴时间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 这年年底，苦苦干了整整一年的师东兵反而没有被评上五好战士。本来班里评他为出席全营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报到连部被拉了下来。这在一些人的眼里，是不叫报复的。 一九七一年底，师东兵被通知复员了。 当然，连队的鉴定是写的非常好的，完全可以称的上是一个真正的模范。他们对一个已经和他们脱离了“竞争”和没有危险的人物，表现了超忽寻常的大度和宽容。但是，师东兵很清楚，他们是担心自己再次告他们的状。再次从自己的各种经历和文字里，找到他们打击报复的痕迹，他们不愿意表现出丝毫的影子。 复员前两天，团部一个叫仆川的副政委专门和师东兵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他感叹地说：“师东兵这个人很有毛泽东思想，很有水平。他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他走得太可惜了。” 就在师东兵刚刚离开部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的报刊上，刊登了师东兵的国际评论《用战斗来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 正在施工中的连队干部战士，听到施工现场中中央电台的声音，都大声地呼叫起来：“这是我们师东兵的文章，这麽一个好的人才叫连队的嫉妒鬼排挤走了，这是我们连队的耻辱！” “这才是真金不怕火炼，黄金放在粪堆里也会闪光的。” 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战士的呼声。谁也想象不到，四年后，即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 活动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后，师东兵被扣上“传播总理遗言”的谣言遭到审查。红卫厂保卫科的两名干部到师东兵当年所在部队调查时，一些人竟出了完全歪曲事实的证 明。 原来，厂保卫科的这两名心怀叵测的人就是为了整师东兵而来调查的。当连队的这两名干部掌握了来人的动机后，曾经试探地问：“师东兵到底在工厂有什么问题？” “政治问题，他和天安门事件有关系。”他们故弄玄虚地说，“不过我们这次调查是对师东兵的全面审查，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调查什么问题。” 原来的连长和原排长写道：“师东兵刚入伍时表现较好，能自觉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写学习心得笔记、广播稿和板报，大力宣传好人好事及连队学习情况，无论工作多么繁重，都坚持写笔记。每当连队学习开会时，他总是作笔记。学习自觉性强。工作中主动积极。在新兵训练期间和下老兵班后，军事训练较刻苦，军政素质也有一定的提高。当时连队支部发现他有写作能力，准备培养他担任文书或报道员工作。根据师东兵的学习精神和工作情况的表现，当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 ……” 紧接着，连长就话锋一转，来了个颠倒是非和任意胡编：“后来，师东兵学习不结合实际，不重思想改造，任意放任自己，自由主义、派性观念强，如经常讲地方派性情况和武斗情况。由于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教育，便对领导产生不让他讲话、领导是压制民主的念头。从这以后，他在连队大量做反面工作，如：有的同志受了批评，他就煽动说：‘领导对你不满，有看法’，他以谈心为手段，拉拢一些觉悟不高的战士，约有十多个，成为一个小团体，同领导对着干，并说：‘不要听连里的。’记得九届二中全会后，师东兵在群众中宣讲陈伯达的讲话，同时还说：‘陈伯达是我的救命恩人，得死死紧跟’，他仍然学习陈伯达的讲话。连里发现又找他谈 ：你为什么不学习毛著？他说：‘没有主席表态，我得始终忠于他（陈伯达）’事到如此，公开跟连队说：‘你们的看法与我的认识不一样。’他这样，支部总是耐心帮助、教育，而师东兵总是认为支部找他的别扭。” 大概这两位原领导认为调查的人看不到师东兵当年给毛泽东等人的信，就对师东兵的信任意胡诌，写道：“在调查时，调查组也没有把师东兵写信的事情提出，只是问：师东兵的表现怎样。连长对师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汇报了三条优点和三条缺点，尔后，调查组同志说：‘你连师东兵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信，领导很重视，还编了号，是黄字九号，大概内容是四个方面：（1）连队不执行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指示，反对军区，反对郑维山；（2）说我们反对陈伯达，反对林彪；（3）说你们连不落实黄总长行政管理教育精神，连长打人；（4）九连好连队不是按照两个决议创造的，是假报的。调查组就是根据这四个方面来了解情况的。我们没有见原文，信的内容大致这样。” 这份证明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写的。林彪和陈伯达都已经被定为坏人，郑维山也被定为林彪死党，所以这些当年大叫是“林副主席老部队”的人，来了个倒打一耙，竭力把师东兵往那些人身上推，倒好象他们是早就反对林彪的“英雄”。这也不奇怪，谁都不想把屎粑粑往自己头上扣嘛！既然有人来调查师东兵的问题，那就尽量往他头上扣吧，反正他看不上自己写的材料。这就是他们的心理。 我们今天全部地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正是为了恢复当年事实的本来面貌。 红卫厂保卫科的那三个人还找了另外五个战士的证明，有的互相矛盾，有的是根据回忆编写，当然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那就是竭力说师东兵的坏话，只是别太离谱了就行。 一个姓陈的战士的证明是这样写的：“一九七零年，记得在砖场施工时，上级派人来了解师东兵的问题，支部叫我和一个一九六八年入伍的同志（邓小兵同志）一块到营部汇报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鞠营长（现副团长）和上级派来的两个人。我主要谈了对师东兵的看法，我说这个人入伍以来，工作不踏实，摆知识分子臭架子。和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紧张，连首长讲些什么话他都记下来，做为他和连首长顶嘴的依据，在连队影响很坏……” 实际上，他比师东兵晚一年入伍，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师东兵入伍以来的表现。他写的情况完全是顺着领导的意图攻击师东兵而已。当初人家让他去，也是看准了他的心理，现在红卫厂来人调查，那些人依然是把他搬了出来的。正因为他不了解师东兵，所以他的话连当时的连队领导都不敢写。 另一个姓徐的战士的证明，就更离谱了，恰恰把师东兵批评的内容栽到师东兵头上了：“记得他曾经总结过：‘星星围着月亮转，地球围着太阳转，战士围着班长转，班长围着排长转，排长围着连长转，全党围着中央转’这麽一大套，当时在连队曾经流传一时。” 到了一个叫杨建新的笔下，倒是写得比较符合实际了：“一九七零年年终总结的时候，师东兵在全连会上讲了话，他在讲到部队情况时讲：‘有人讲（他未指出是谁）现在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当个战士就要围着班长转，班长围着排长转，排长围着连长转，全党围着中央转’，他接着批判了这种思想，还讲对这种情况要必须纠正，要开展斗争。……” 对所有的人写的材料，部队政治处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批示：“此材料仅供参考。”并加盖了公章。就连专案组的人也知道，这些东西狗屁不是，一文不值，损伤不了师东兵的半根毫毛！ 但是，红卫厂保卫科的那几个居心不良者竟然把这些东西四处散发，作为攻击师东兵在部队里表现不好的证据。连部队在师东兵正常复员的时候所作了的高度评价的鉴定置之一旁，造谣说师东兵在部队是犯了错误的。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这些人批判师东兵时，就更赤裸裸地造谣：“师东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闹资产阶级派性，在军队里反军乱军，差一点被开除军籍……” 我们在采访一个和师东兵一起参军的领导同志时，他一针见血地说：“说老实话吧，师东兵在部队时的苦干精神和学习马列著作的认真精神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师东兵是军队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很少和人们谈话，更没有时间浪费精力。他除了军事训练、生产就是学习。当时许多的人出自嫉妒，很想抓师东兵一点错误，但是他们抓不住。师东兵对自己要求很严，任何过头话都不说，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连队找他毛病的时候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师东兵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另一个战士说：“他们为什么害怕师东兵这个战士？因为他正直、无私，有本事。师东兵在当时的连队里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也是一流的。的确，他这样的人，没有时间拉关系，不会和领导套近乎，又爱提个意见，所以有些小人就是怕他。” 这，才是对师东兵在军队当兵时最为准确的评价。 至于师东兵自己则讲：“如果说我在部队最后悔什么，那就是太相信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虚假的东西了。把世界都看得那么美好，我只是看到了人性最美的一面，把一切人都看成了最善良的群体，特别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看作了最正确、最能明察秋毫的公正化身，没有想到中央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惊心动魄，没有看到看到人性的复杂，没有认识到即使军队也是存在于生活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我从来是坚信马列的，就是到现在我也是绝对没有动摇我的信仰。但是，现在我懂得了生活的复杂和人性变化的规律，这样我就对周围和过去的一切都清楚并理解了。” 他的话，说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仔细地想一想，这里面的内涵实在是深得很，值得好好地品味呢！